最近的一周里，东莞处在风头浪尖，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其实除了色情业外，东莞更为出名的是它的“中国制造”基地和普洱茶的屯量。在2000年后六七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去东莞，目睹了它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是令人惊奇的，有些则是令人遗憾的。
这两周，就让我们一起来谈谈东莞，谈谈那里的制造业，以及当地企业家是如何通过离岸业务打造出一个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制造”基地的，还有就是这一基地又是如何沦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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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变迁
2000年的东莞，空气湿润而清新，一片片的麦田，连同野草蔓萝的荒地，满眼竟是绿色。比起高楼林立而整洁的深圳、以及熙熙攘攘饮食业发达的广州，东莞显得人丁稀少，再搭配未经整治的街道，和三三两两靠在街边铺满廉价皮鞋的平板车，这里更像城乡接合部。
东莞正处于深圳和广州之间，离两个核心城市都不远，是个很有优势的地理位置。2000年正值深圳、广州产业转型，不再欢迎污染类的制造业和电子行业，对它们课以重税；这些企业急需在附近再找到一个加工制造集散地，继续它们的生产，并借助珠三角发达的销售网络和物流配送系统分销。东莞借此良机张开了怀抱，欢迎所有的污染类企业进驻，并在税收上给予各种优惠。同环境相比，似乎“致富”才是第一位的。
其实那时的东莞，已经是很富了，很有些藏富于民的感觉，这或许与广东、温州地区一直以来鼓励私营企业的氛围不无关系。
当地有位令人尊敬的企业家曾跟我介绍说：在这里的五星级酒店，你经常会看到卷着裤腿、趟着拖鞋、戴顶草帽、沾了一身泥巴的人进进出出，看上去就象刚在地里干完活的农民，本地人称之“泥腿子”。而实际上，他们都动辄几千万或是几亿身家呢。
当地的制衣厂、皮具皮鞋厂、家具厂很有些名气，在虎门港厚街一带毗邻而立，多加工海外订单，也从事国内批发业务；另有之后进驻的电子厂、电池厂、涂料厂等，在从东莞至虎门的区域内连接成片。再之后，企业的进驻也延续到了邻近的惠州。惠州最出名的莫过于“罗浮山”了，山顶白云缭绕，上有温泉，山的脚下有个很大的湖，每年都会举办划龙舟比赛。那里正是大诗人苏东坡当年被贬的地方，正是在此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的诗句，可见苏东坡对于广东的饮食悠闲生活也是蛮喜欢的。
发展至2004年，东莞的制造基地已颇具规模。每年春节前后，东莞、虎门、惠州众多的工厂集中贴出当年的招工通告，南下的列车上则挤满了年轻的面孔，他们一出火车站就直奔这些工厂，慕名来赶春季的招工潮。
而林立的污染企业排出的烟、放出的气也污染了原本碧绿的东莞、惠州，土质在恶化，空气中布满了尘烟。东莞的富裕家族逐渐迁往深圳和广州；每到下班时分，企业主们驱车回到百里之外的新家居住。
东莞制造业的价格之低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只有北京市价的二三成。直到有几次我受托去给朋友的亲戚们捎东西，这才了解到如此低廉的物价背后是什么。当地不少工厂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工人吃住都在厂里，每周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会打开工厂的大门，允许年轻的工人们到厂外走走。在这封闭式管理的氛围中，年轻人在整日劳累的工作后，生活单调而枯燥，每月的工资竟然只有区区三五百元。
在这之前几年的时间里，我对当地颇有些严厉的家长制企业管理风格一直不大习惯，参与他们会议的时候常会感叹自己多亏没有心脏病，不然一定会发作的；几次探访工厂后，更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想起了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啊，野麦岭》，是讲早期日本纺纱厂的严酷生活的。难道工厂都需要这种类型管理的吗？难道就一定要施行那些等级森严的制度吗？
当地一些企业领导私下曾开导我：开明的管理方式他们并不是没有试过，只是试过后并不奏效，反倒是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最简单也最有效，其实人性化的管理并不是通用的。他们的这个说法相信也是出自于他们多年可贵的实践，但这个问题仍然困扰了我很多年，一直没能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当地最常见的企业形式是请个老外代为持股。这种洋人面孔的老外大多只是挂个名，在企业没有什么实权，只是私下领一份还算不错的固定工资。之所以让老外来持股、甚至是持多数股，完全是为了响应广东省对“三来一补”企业的规定。
“三来一补”是什么呢？
“三来一补”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形式。它最早出现于1978年的东莞，当时的东莞还是农村。一些东莞籍香港商人回乡探亲时，跟当地领导商量是否可以把一些简单的加工装配业务拿到东莞来做，由港商支付加工费并保证出口返销国外市场。这一想法得到了当地领导的赞同，于是按照港商的要求，1978年9月在虎门成立了小型的太平手袋加工厂，这就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三来一补”的“三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一补”是指补偿贸易。企业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劳力。这类企业就是“中国制造”的最主要的源动力。
在官方口径的文件中，会描述1978年以后，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得到了快速推广，随着加工制造难度的提高，中方相对落后的经营管理不利于企业发展，于是逐渐让位于有着流水化作业成熟经验的外商负责。1990年～2005年，“三来一补”企业再次质变。由于外方已不再满足于与中方合作、利益分成，越来越多的外商采用直接设厂的方式。它们为了符合工商登记的要求通常都会寻找一个名义上的合作方，找一个当地企业或是找一个政府组织，这一名义上的中方委派名义厂长负责协调与当地的关系，但所有的出资、经营全部由外方负责。
而在民间的操作中，这种性质的改变其实是双向的：很多广东本地企业看到只有“三来一补”企业才能享有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且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扶持，所以这些纯内资的企业干脆雇个老外面孔当傀儡，来换取个“三来一补”企业的名号。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的十年中，由于“三来一补”政策二三十年不做改变，早已跟实际脱节了，其实只是盲目鼓励外资而抑制国内民营的发展，后续带来了“转移定价”逃税、环境污染和职业病、乃至全球反倾销的多重问题，咱们下周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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