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蓦然想起八十年代北京的天空是蓝的。
那时我在上中学，政治课没什么新意、一切都靠背，总之就是各个角度在讲我们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后来事情也是凑巧得很，移民前两年我总在个研究生宿舍的楼下打球，要好的球友之一就是个河南籍学考古的博士，没事就给我们讲洛阳铲的妙用。可惜我没能背个洛阳铲登陆加拿大，不然真是应了书里的东东了。
再说中学那会儿，背枯燥的政治需要找个好的环境：会是个没课的下午，坐在操场边的石阶上杨树底下，拿着密密麻麻要背的题的手抄本，一边背一边看天上的云彩。记得背道大题，云朵会从西边飘到东边；而背一道中型题，那朵云就会正好飘到我的头上……
还有时是在楼里最西边化学实验室旁边的台阶上，看着黄昏的太阳穿过大大的窗户把金色的光洒在我的脚上，慢慢的天空也布满了橘红色、红紫色，现在每当想起那个画面似乎还能隐隐闻到化学实验室的药剂味，当时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其实更多关于夕阳和柏油操场边上静静的白杨树的画面是和她在一起，我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潘文肃，人的名字看来还真是跟职业有些关系，你看她真是教了那么多年的语文。
潘老师当我班主任的开始半年里我俩似乎只说过一两次话，我还没有搞清楚她的姓。我是个记脸而记不住人名的人，只要见过一次面，会记得很清楚，但是唯独记人名不行，常是过了一个暑假或是寒假，我会发现我们班的老师同学我竟然一个也想不起她们叫什么名字了，那种感觉真是超尴尬啊， 一般人是不会相信滴……
那是潘老师当了我半年班主任后开家长会，我妈晚上回来问我：怎么你们班主任说你作文好？我说：她一定是认错人了，她肯定以为你是别人的家长呢。我妈说：我想也是。
那时我最怕的就是作文了，从小学到中学，只要有篇作文的作业，我几乎就没能半夜以前睡的，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写啊，最后只能靠熬得不行了的爸爸妈妈贡献一下思路，告诉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那时我妈总愁：这小学初中的就熬到了后半夜，以后难道要熬到大天亮了？
后来有次跟两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潘老师从我们身边经过，冲我说了一句：黄海懿，你作文挺好的。我想说老师你认错人了吧但没说出来。
到她第三次这样说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老师，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叫黄海懿”。她说：“没错，就是你”。“我怎么可能作文好呢？我最怕写作文了，从小到大我作文就从来没好过”。潘老师说：“你写得很好啊！”
所以潘老师最初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云山雾罩做梦一般，她口中的我怎么可能是我呢？
后来过了一周，潘老师开始让我们写周记，她会给我们写很多鼓励的话在周记本上。过了一段，她有时会在周四或是周五的下午叫我去她的办公室给我指点一下，还跟我谈天，我只记得那是一些很令我开心的下午，具体聊了些什么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她给我讲过写作不要有套路，要按照自己真实的感情来，怎么想的就怎么写，还可以多试试不同的风格……
我们聊得更多的是彼此的生活，有时候是一些困惑，或是一些这样那样的东东。潘老师的先生也是语文老师，工作很勤奋，她有个儿子还有个女儿，她女儿体育有特长，当时在体校，后来考进了体育大学，潘老师特别地高兴说这回真放心了。那时她女儿的体校离城里远，在她先生的学校那边，所以儿女都她先生带，他们只有周末才能聚在一起。
我们常聊到很晚，有时离开时夕阳斜射整个长长的走廊都是明亮的光，有时是月亮已高挂在天上，我们走过操场身后是静静高高的白杨树沙沙的风吹着树叶的声音。
再后来就是六四开始了，很多同学都在慷慨激昂地将白布条缠在头上一圈，他们也要跟着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作为年级主任，潘老师过来劝大家，但是几乎没人听。潘老师找到我，特别跟我说：“黄海懿，你不许去游行”。我看着她，我知道她是少有的真正关心我的人，她连着说了两遍，我说：“好吧，那我不去了” 。我当时最好的朋友陪着我，我俩跟着潘老师来到了一班的教室，全年级只有五个学生留下。我能感觉到不少同学甚至是要好同学异样的目光，但我没法让这样一个如此关心我的人失望呢……
其实那段时间你会觉得这些整个就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每个人都被卷进去，其实私下每天放学我没事就去天安门转悠，在那儿碰到以前的同学和不常见的朋友，我们会一起站在天安门大会堂宽宽的台阶下听着各路人马轮流演讲时不时鼓鼓掌，之后再结伴徒步走回家；那些外国记者常像猴一样挂在树上，有的还只是不到2米高的小树，这样的一棵小树上往往能挂着五六个洋记者，个个都举着大炮筒。
但是在学校呢，没跟热血沸腾的同学们一起去游行，往往就会被列为后进分子，成了极少数极少数，这时成绩什么的都不重要了，拿红笔写血书、在教学楼顶挂下条幅都成为了英雄的象征。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的数学老师上课时忽然打出一幅横幅，是骂政府和大领导的，班上同学都为她鼓掌。她让大家静下来，然后到门口猛地打开门，看到校长正好在门外校长当时很是尴尬。总之那一幕让人想起江姐那一类的电影。
我很彷徨：为什么平时和和气气的这些人一时间都要按照正派反派来站队呢？我很少跟班主任、校长这类领导打交道，但当时的胡校长偏巧我还真是关系很好。有次我在操场玩正赶上胡校长来学校上任的第一天，他走过来跟我问问这问问那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看他2米多的大个子，说话还这么和气，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跟他聊了好半天，后来他每次看到我都过来跟我聊一会儿。
胡校长最有名的是他周一的广播训话，他不像别人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八股话，而是通俗易懂，记得有次他说：“有的同学“凶”酒（应该是酗Xu酒），真该给个大嘴巴子……”话音未落，全校各教室都爆笑起来，后来大家总在说“凶”酒和大嘴巴子这两个词。当然这也是他唯一不文雅的词了～～
后来就是六四后，全城都整天笼罩在一股挥之不散的焚烧的臭气中，中央强调“讲政治”，每个人都得检讨自己在六四前做过什么，写好交给学校。原先热血游行激情澎湃的一些同学现在依旧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积极地写检讨、毫不留情地揭发其他同学之前的行为等等……我们只是中学生啊，一群乳臭未干的小破孩儿，怎么将成人的东西学得淋漓尽致呢？
那时我的周记中充满了彷徨、不理解甚至略有点苦闷，周四或周五的下午潘老师跟我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有时聊得晚了她就会带我回她学校旁边的宿舍做饭一起吃。
毕业后不久，某个初春的2月底忽然有人通知我说她去世了第二天是追悼会。那天很多同学都到了，因有一阵没见了，大家在热烈地聊着。每人只有半分钟的时间能够进去走一圈看到她，她在那儿静静地躺着，似乎随时能坐起来的样子。出了那个房间，就又是很多同学在那儿谈天，几个要好的还在约过几周再见面。
晚上家里，我只觉得哪儿不对劲。我俩本该是几周后见面的，我回学校找她，怎么忽然间她就不在了呢？我试着为她写了篇悼文，却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悲伤的感觉，在我的心里她会始终在那闪烁着的杨树叶后的教室里在讲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我随时能回去找她接着聊……于是我想：以后我一定会为你写一篇，也许是十年，也许是更长，但一定不会是这样硬凑的东西。
没想到这一晃就是25年，今天应该就是她的周年祭。这些年来，我常在心里跟她说：你知道吗？你瞧瞧你把一个如此惧怕作文的学生变成了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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