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懿
《泰晤士报9月2日_221号》电：上期文章后，几位读者来信询问福尔摩斯对开学怎么看。
我问的时候他正捧着报纸：“我当然关注了这个新闻，华生。这件事的受益人自然不是学校和教师，更不是学生。跟平时一样，我们要首先找到这件事的受益人？你觉得有谁？”
“呃，当然不是学校，它连同教师，都站在了一线上。不是学生、也不是家长，那还能有谁？官员，有关联的大企业？……好像也就这些了”，我回道。
“官员，嗯哼…”他看着我的表情有些奇怪：“华生，作为医生，你更知道卫生官员的想法不是吗？在他们眼中，病例意味着什么？”
“这个…这个我只能说，很复杂，呃……病例多的地方肯定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包括资金的倾斜。病例意味着可以更多课题的研究，更多的论文，学术上的突破。还有我们都知道的那些难以表述领域的巨大投入……的确，好像没有什么官员会因为某个地区病例多而损失什么，特别是在大瘟疫的背景下…”我开始觉得这个话题有些棘手，进而问他：“为什么先是学校呢？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有力的工会吗？”
“至少学生没有，最顺从的一群人。与企业相比，学校里成年人比例最低。学校都在监管下，特别是资金。”
“有报道大企业去找政府谈过了，不知道谈的什么”，我补充道。
“也有医药类企业…”福尔摩斯合上报纸，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不再说话。夏入秋了，外面阴天下着小雨，雨滴打在玻璃上，正是适合睡眠的那种白噪音，我想起他昨晚好像很晚才睡。
人与人的利益都是不贴合的，所处的角度不同。一群人成为了某个集群符号时，个人的角色就被弱化了。“代理人利益”那样的话题也许更适合政治学、组织行为学的专家或是律师来讨论。哪怕是雷斯垂德这样的警察局局长，都比福尔摩斯和我这样的自由职业个体更合适。
Yours sincerely,
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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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yi Hu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