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mpanzees Are Rational Maximizers in an Ultimatum Game
Keith Jensen,* Josep Call, Michael Tomasello
1982年，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行为经济学游戏——最后通牒游戏。
这一游戏的基本形式是：两个参与者共同分享一笔收益。其中一个作为提议者，提出分配方案。另一个作为回应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如果回应者拒绝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那么两个参与者将一无所得。经济学上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认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人们力图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多的回报。按说，如果回应者单纯考虑自己的利益，无论提议者提出怎样的分配方案，只要给他的那份不等于0，那么他选择接受方案的所得总是大于选择拒绝方案。那么，作为理性计算的自利者，应该总是选择接受提议方案。如果参与者并非单纯的理性计算的自利者，例如考虑到某种公平原则，人们会选择拒绝某些分配方案，尽管这种拒绝意味着私利的损失。因此，这一游戏考验的是参与者如何在公平和自利之间取舍权衡。或者说，参与者是否愿意以私利为代价来追求公平，以及人们愿意以多少私利为代价来追求公平。
已有的广泛的研究文献显示，实验结果总是与简单的经济人假设所预期的不一致。例如，2004年，Hessel Oosterbeek对37篇论文中的75个最后通牒游戏实验结果进行考察。平均而言，游戏中的提议者愿意提供40%的份额给游戏的另一方。而回应者拒绝分配方案的比例为16%。游戏的双方——提议者和回应者似乎都考虑了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研究者发现，来自不同地理地区的提议者的行为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回应者的行为则存在一些差异。亚洲回应者的拒绝率显著高于美国，美国西部的拒绝率低于东部。但是，这些差异却无法归结于文化因素，例如基于一些文化分类的研究。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s: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http://tinyurl.com/32hc9m)
再有，2001年，密歇根大学的Joseph Henrich做了一项跨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考察了五大洲12个国家中的15个小型社会的公平感。这些小型社会包括，采集型社会、刀耕火种社会、游牧社会和小型定居农业社会。结果显示，研究中的任一社会均不符合简单的经济人假设，且不同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差异比此前研究发现的大不少。例如，秘鲁的Machiguenga部落，提议者平均只愿意给予对方26%的份额，而回应者拒绝方案的比例却并不高4.8%。巴布亚新几内亚的Au部落，提议者平均愿意给予对方43%的份额，而回应者拒绝的比例却达27%。印尼和巴拉圭的两个部落最和谐，平均愿意给予对方58%和51%的份额。研究者认为，人们对公平的这种偏好并非外生于经济结构。相反，经济组织和市场整合程度的差异能够解释行为差异的重要部分。人们在实验中的行为与其所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的经济模式大体一致。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http://tinyurl.com/32hc9m)
抛开程度上的具体差异，这种公平感，或者说对公平的追求，看起来是各个文化所共有的。尽管不能根据这一普遍性断言其具有生物学的起源，但确实暗示着公平感可能有生物学基础。
莱比锡的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Keith Jensen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试验来考察人类近亲黑猩猩的公平感。这个基于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内容是：在两个参与游戏的黑猩猩的笼子的远处放两个盘子。每个盘子里有两个罐子，放着总数为10的葡萄干。这样，两个盘子就代表了两种分配方案。作为提议者的黑猩猩可以选择一个盘子，并将其向双方的笼子拉近一定距离。作为回应者的黑猩猩，如果接受这一分配方案，就可以拉动盘子完成最后的路程，使双方按提议者选定的分配方案得到葡萄干。如果回应者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则盘子只能停留在一半距离处，游戏双方都得不到葡萄干。试验的结果是，作为提议者的黑猩猩总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分配方案，而作为接受者的黑猩猩很少拒绝，即便这样的分配方案极其吝啬。这一结果表明，黑猩猩是理性最大化者、经济动物。他们的研究发表
在10月5日的《科学》杂志上(http://tinyurl.com/2zvgr3)。
人类这一异于动物界远亲近邻的公平追求究竟是源于文化还是源于基因？另一项研究给出了一种解释。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Bjorn Wallace和他的同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运用了人类行为遗传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来分离教养因素影响和基因影响——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是由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成的。他们产生于同一个细胞、同一个细胞核和同一组染色体，因此在遗传上是同一的。而异卵双胞胎是两个不同的精子和不同的卵细胞结合产生的。他们在遗传上的相近性与兄弟姐妹是差不多的。于是，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为研究者提供了自然对照实验。
Wallace让这些双胞胎玩最后通牒游戏。结果显示，对于同卵双胞胎，他们各自作为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和作为回应者所愿意接受的分配方案都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同卵双胞胎之间对公平的感觉是相似的。而异卵双胞胎之间没有显示出这样的相关性。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公平的感觉是有基因根据的。他们的研究发表在10月2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http://tinyurl.com/2otlun)。
如果接受这样的基因根据，那么公平感的产生和差异在进化道路上有什么意义呢？
Traditional model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ssume that people are self-interested rational maximizers. Empirical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however, that people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and are sensitive to norms of cooperation and fairness. In one of the most robust tests of this finding, the ultimatum game, individuals will reject a proposed division of a monetary windfall, at a cost to themselves, if they perceive it as unfair. Here we show that in an ultimatum game, humans’ closest living relatives,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are rational maximizers and are not sensitive to fairness.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 and aversion to inequitable outcomes, which play key roles in human social organization, distinguish us from our closest living relative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Deutscher Platz 6, D-04103, Leipzig, Germany（jensen@eva.mp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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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学中有一个“最后通牒游戏”： 有一笔钱，比如10万元人民币，需要你和一个陌生人来分享。规则很严格：你们两人分别在不同的房间，无法互相交流，通过掷硬币来选择谁有权分配这笔钱。假设你被选中，你(分配者)可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另一个人(应答者)可以表示同意或拒绝。那人也知道上述规则和钱的总额。如果他表示同意，那么交易成功；如果他拒绝，那么你们两人谁也拿不到一分钱。无论出现那种情况，游戏都算结束，而且不再重复。你会怎么做呢？
是公平地对半分这笔钱，还是分给对方不足一半的数额？
在做决定之前，再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你是应答者，你又会怎么做呢？
作为应答者，你唯一能做的是，对给定数额的钱表示同意或拒绝。如果那人给你1％，你愿意拿着100块钱，而让那人带着99900块钱溜之大吉吗？或者你宁可什么都不要？
在这里，讨价还价是严格禁止的。分配者只能提供一种选择，而应答者或者同意，或者拒绝。
那么，你将给对方多少呢？
研究表明，有2/3的人开价在40～50％，只有4％的人开价不足20％。开出如此低的数额要冒一定风险，因为很可能被对方拒绝。在所有的应答者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对不足20％的开价予以拒绝。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任何人都可以以“太少”为由而加以拒绝呢？
博弈论隐含了这么一个前提条件：首先博弈双方都是完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然而在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中，博弈论“理性人”的假定与实际完全不符。
根据美国学者的比较文化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在亚马逊流域的原始部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试验结果总是与基于人的自私性的理性分析大相径庭。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崇尚公正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
瑞士与美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自私开关”，能帮助人们在有失公平的情况下，抑制自私心理，维护公平，这便为“最后通牒游戏”在博弈论中的悖论找到了科学根据。
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大脑额叶前部外侧皮层右侧有一个“自私开关”，它能帮助人们抑制对金钱等利益的强烈冲动。为证明“自私开关”的存在，研究人员找来一些实验参与者共同来玩这个“最后通牒游戏”。
研究者对半数扮演“应答者”的实验参与者额叶前部外侧皮层右侧接通适度电流，使这一区域暂时“短路”，结果显示，即便分配者只分给应答者很少的钱，比如10万元钱只分到200元钱，约一半通电者也会接受。
但在正常情况下，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实验参与者接受如此少的钱，即便200元钱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但人们也愿意放弃既得利益，“惩罚”不公。
领导这一研究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实证研究院主任厄恩斯特·费尔说：“对额叶前部外侧皮层右侧施加很小的抑制，就可以削弱人们放弃自己利益的能力。”
人类之所以舍弃自己利益也要“惩罚”不公，是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帮助人们在群体中维持合作”，而大脑额叶前部外侧皮层右侧的这个“自私开关”成为这一行为的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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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和神经经济学
昨晚NBC晚间新闻报道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这条新闻其实已经在媒体上出现有一段时间了，就是美国的军人正在受到高利贷的困扰。高利贷的主要形式是Payday Loan，顾名思义（我有可能是错的），应该是金融机构在军人发薪之前给军人贷款，而等到军人拿到工资之后将工资还给金融机构。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样的高利贷的利率竟然能高达百分之几百（折合成年率），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还听说过另外一种高利贷。就是美国有专门帮人报税的机构。在帮人报完税之后，这些机构会问客户，如果你希望立刻拿到你的退税，只要缴纳一定的手续费，我们可以先把钱垫给你。等到你拿到退税了之后，再把钱还给我们就行。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贷款，根据报道，这种贷款的利率也高达百分之几十（年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报完税之后立刻就拿到钱而不是去等几个星期，尽管这中间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利息。
顺便说一句，上面的这些高利贷都是合法的。
高利贷在中国自古就被描述成像恶魔一般的东西。但是其实什么样的利率叫高利率本身是很难确定的。根据MIT的Banerjee教授的研究，在印度40％左右利率的贷款并不罕见，而且还有人借，并且借钱的人主要还不是那些等着看病等非用钱不可的人，而是那些从事商业和生产的人，他们在借了40%年率的贷款之后一样能够还本付息，还能赚钱、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在印度，资本高度稀缺，换句话说谁都没有钱，你找人借钱当然得付很高的利息。同时，因为资金稀缺，一点你有资金了，回报也很高。总之，那是一个标准的物以稀为贵的故事，40％虽然是很高的利率，但不能称作是高利贷。这跟沙漠里面的水比金子贵是一个道理。
你要是跟宋国青聊起关于高利贷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会否认高利贷的存在。理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借贷根本不能算是高利贷。看到的高利率都是因为整个市场中资本比较稀薄引起的，所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也许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上面我说到的那些高利贷在美国都是合法的，因为是自愿交易的。但美国显然不是一个资金稀缺到需要用百分之几百才能在市场上借到钱的地方。既然如此，何以出现这么高的利率？
最近一期New Yorker上的一篇介绍新兴的神经经济学的文章也许能给出一半的答案。神经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神经科学技术来研究人们经济决策和活动的学科，通过核磁共振对脑部活动的扫描发现，人的行为可能确实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支配：理性和冲动。这两种活动在有些时候是矛盾的，而通常理性未必能战胜冲动。这里面提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试验所谓的“信任游戏”：
1.参加试验的人每两个人组成一组，我们称作A和B。
2.发给A100美元。
3.A决定分给B钱数，钱数为x,在0和100之间。
4.组织试验的人加倍B得到的钱数，也就是如果A决定给B x美元，那么B实际得到2x.
5.B决定还给A的钱数y,显然y不超过2x.
6.游戏结束，A得到的钱为100－x+y,B得到的钱数为2x-y.
显然，A和B如果希望拿到最多的钱，应该是A把100美元都给B,然后B再还给A100美元，这样两个人都能拿到100美元。但是这么做对A的风险是，如果他把所有的钱都给B,那如果B决定一分钱都部还给A,那A就颗粒无收，而B可以保留那200美元。这个试验通常被用来测试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显然，信任程度越高，A会给B越多的钱。
一个来自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做了下面这个“信任游戏”。他把一群陌生人分成两大组分别做这个游戏，但唯一不同的是，他让其中的一组人在做游戏之前吸入了一点名字叫oxytocin的激素，这种激素据说是人在发生比较亲密关系的时候才会分泌出的激素.试验的结果是，吸入了激素的那一组人在试验中表现出了非常高的信任程度，很多人真的就把100美元直接给对方了。而没有吸入激素的那一组则和过去做类似试验的情况相差不多。这个试验结果告诉我们的是，人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全部靠“理性”的，如果全部靠理性，激素对于决定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神经经济学的结论是对的，如果人的很多选择都是冲动的结果，当然这几乎一定是对的，那我们就应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高利贷了。在美国，高利贷也可能存在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放高利贷的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他们会在一些时候非常的不耐心（当然，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我没有想通为什么不会发生不同的放高利贷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利率下降），这就跟一个肥胖过度的人可能还是忍不住馋要吃肥肉一样。如果真的如此，那即便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交易也是有被干预的理由的，这跟干预人们不要去吸毒一样，虽然在程度上是有差异的，但在性质上却是一样的，因为借高利贷和吸毒可能都是不受人们理智控制的行为。
New Yorker上还有另外一段，这段就更有意思了：虽然一些神经科学家发现人不完全是理性的，但另外一些神经科学家发现，猴子其实是理性的。
